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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杰:四十年来,深圳产业升级过了多少坎?

来源: 作者: 人气: 发布时间:2018-01-29
摘要:唐杰:哈工大深圳校区党委书记、凤凰财经研究院顾问自1990年代中期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任上调入深圳,唐杰在其后十余年间从深圳市政府智库综合开发研究院副秘书长,一直做到

唐杰:四十年来,深圳产业升级过了多少坎?

唐杰(东方ic/图)

唐杰:哈工大深圳校区党委书记、凤凰财经研究院学术委员

自1990年代中期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任上调入深圳,唐杰在其后十余年间从深圳市政府“智库“综合开发研究院副秘书长,一直做到分管发改委和国资委等重要经济部门的副市长,亲身见证并参与了深圳创新经济体系的诞生历程。

南方周末记者近日访问了刚从深圳市副市长转任哈工大深圳校区党委书记的唐杰,就深圳创新经济体系的诞生历程与发展模式进行了深入访谈。

南方周末:我们在近年采访报道中发现,您在7年前发表的论文中所预见的“无边界产业”崛起和深圳创新经济爆发式增长等现象,都已经成为现实。能否谈谈“深圳奇迹”的实质及其意义?

唐杰:从创新经济的角度而言,深圳并不是唯一实现生产方式转型的城市,北京、杭州乃至上海和香港都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产业结构向创新经济模式的转型。

深圳的不同之处,是通过40年间的多次转型,从工业制造产业链的最低端,走到了数字革命革命时代的最前端,并依靠市场分工深化和降低社会交易成本这两大市场机制优势,继续推动跨界与组合式创新的爆发式增长。

过去三十年中,深圳几乎不到十年就完成一次重大产业升级:从早期的“三来一补”为主,到规模化、集群化的OEM代工模式;在实现了机械钟表、服装印刷等传统产业从低端加工向高端设计转型之后,又进一步实现了从传统产业主导向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转变。

2016年深圳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66.2%,比2010年又提高了10%以上。深圳这一超乎寻常的产业持续跨越升级能力,已经超出了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解释范畴,有必要从新的现象和理论角度对其进行研究与分析。

南方周末:深圳这一“异乎寻常的产业持续升级能力”究竟是怎样产生的? 它跟深圳所集聚的华为、比亚迪等一大批创新企业群体之间有何关系?

唐杰:应该说深圳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产业分工的一个结果。从“三来一补”到OEM代工模式,是在承接由亚洲四小龙转移过来的国际化企业制造外包环节而形成的产业结构形态。

在这一“欧美设计、亚洲生产”的全球垂直纵向分工体系中,被传统观念认为只是付出劳动力而缺乏创意创新的加工制造环节,也在大规模生产与分工深化的基础上,出现了重要的创新升级。

以富士康为例,一号站平台007test.com,大家都觉得它只是在苹果手机产业链下游的“血汗工厂”,但实际情形远非如此。富士康领导曾向我们介绍,一台苹果iPad比如说有六个功能模块,我的每个模块良品率都达到90%,那么整个iPad规模化量产的良品率只能达到70%,余下30%的报废产品就成为了高企的制造成本。

但富士康说我每个模块良品率都做到99%,整机良品率就变成了90%,而在良品率70%到90%之间的这块利润,就成为了别人无法跟它竞争的“垄断利润”。富士康自身也变成在电子信息产品工业化制造过程中,工艺性管理流程上的“最优创新公司”。最后甚至变成全球谁说自己是IT业领袖,首先要看是不是由富士康给你代工制造。

深圳的持续产业升级就是一个“爬锅底”的过程:在“三来一补”阶段完成了基本产业要素(劳动力、土地、资金)配置的“创新组合”;在OEM代工制造阶段,包括华为、比亚迪等一批优秀制造企业在模仿和学习基础上,实现了电子信息制造领域“工艺性管理创新”的跨越;在此之后,它们并没有停留在制造工艺创新环节,而继续向产业体系上端攀登,进入产品创新、组织创新乃至产业创新的全新阶段。

在不同的产业创新阶段,对企业创新能力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比富士康在大规模制造下的工艺创新和流程管理创新是重点;而到了华为今天对接基础学科的研发创新阶段,就体现在如何有效激励与协调不同领域的研究人员和项目,并有效管理自身的专利标准体系与产业链。

在传统的市场分工体系下,往往在不同的产业创新阶段会涌现出不同的代表性企业,但是像深圳的华为和比亚迪这样,短短数十年内从产业链最底端不断实现创新式跨越,最终引领整个产业创新方向的企业,在世界企业史上也是罕见的。

南方周末:在这一过程中,企业本身如何不断适应这种跨越式的产业升级与转型?为什么同样的产业持续升级现象,没有在其他地区发生?

唐杰: 研究深圳经济不能只看金字塔顶端的那几家企业,深圳市值千亿级以上的企业也就十来家,北京、上海、天津、广州也有不少。但是你看金字塔第二层,百亿级以上的企业有上千家;再往下看十亿级的企业有上万家,亿级企业根本数不过来,这是其他城市经济体系中不多见的。

你再去研究这些百亿、十亿级的企业,就会发现它们中很多就是在为金字塔顶端的大企业提供专业服务的,有的是供应商,有的本身就是这些大企业拆分出来的业务部门。

这跟日本汽车产业的分工形态不同,在日本的汽车产业体系中,小企业基本是不创新的,只需按照集团指令生产标准化配件,本质上还是企业集团的“工厂车间”。但是在电子信息产业中,从电容、电池到集成电路,中间产品模块之间不但高度兼容,同时还存在着从工艺性到功能性诸多层面的“微创新”空间。

从以日本汽车业为代表的工业制造企业内部分工,到以苹果产业链为代表的现代电子信息产业的社会化分工,是现代产业组织结构从工业革命到数字革命所带来的巨大变化。

在这一“标准制造+模块组合”的产业形态下,电子信息产业组织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来日本汽车产业中,由核心决策层直接指挥控制的“巨型企业集团”模式,被数十万家独立中小企业所构成的“产业生态圈”所取代。

在这样的产业生态圈中,让中小企业们“齐心协力”的不再是大型企业的股权或人事控制,而是由大量专利技术所构成的生产标准体系:哪怕是再小的企业,只要遵循华为开发的产品专利标准,其生产的产品就能够跟华为专利体系下的诸多其他产品“功能对接”,形成新的产品功能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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